然而，从该政策出台后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上述的政策目的并未完全达到，在有些方面甚至完全相反。
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这段表述被认为在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十八大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时,人们发现体制内的修补式改革已接近极限,不能修补的问题多是体制性障碍。
中央正式取消信访排名,无疑给促进审判独立带来了契机,不仅有助于提高民众对于司法的期望,也减轻了地方政府维稳的压力,从而能够削弱地方干扰司法的动机,并提高司法作为诉争泄洪口的化解功能。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2013年初,许多地方都没有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有些地方如长沙市,则不再进行信访考核与排名,并要求各地信访部门不要进行截访。就此而言,司法体制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采取法治结构下的合法性路径乃是明智的选择。如何告别这一状况,让司法机关成为纠纷的终结者?举国上下,都将目光投向十八大之后的司法改革动向。
独立履行法律职能而不受干扰的司法系统是法治国家最强有力的柱石,也是现代公民权利最值得信任的保障。司法体制改革进行了十五年,解决司法的地方化问题第一次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另一方面又试图用技术性和程序性法律包装自己的实质正义，想先在个案免除某个罪犯死刑，借此逐步废除死刑。
我尊重，但不能令我尊敬，这些信念。你怎么能让人相信，那些一审被判死刑的人上诉，是要求加重自己的处罚？律师为此上诉，是铁心违反自己的职业伦理呢？而上诉后法院改判无期为死刑并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如果不是有意欺世，就一定是脑子有问题。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在死刑问题上法理的贫困。有信念本身也不是问题，只是这样讨论，就惹出了问题：你隐含的居高临下，你的道德优越感，你流露出来的仿佛有同真理的合影，好像同某个领导的合影一样，很容易令普通人反感。
至于引证贝卡利亚等少数著名法学家的言辞，有说服力吗？除非你认为他有说服力。其三，引证诸如贝卡利亚这样的法学家的废除死刑的言辞。
但更大的问题是这种历史潮流的说法与这些法律人主张废除死刑的另一个形而上的支撑或基础，自然法、普世价值、人权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然法、普世价值或人权这些说法的前提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是不断完善的。注意，所谓历史潮流其实是近代人类相信社会不断进步而构建的一个形而上的支撑，即人类将不断趋于完善。但问题是有哪种刑罚能震慑所有的暴力犯罪甚或犯罪？坦白地说，这类研究是有的，但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条件。为什么基督教的上帝能怜悯，就因为没人能真正伤害上帝。
不是论断者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谁是我愿意引用的论断者。问题是如果有人不相信有这个潮流怎么办？信念本身是不可能战胜信念的，除非承载这个信念的人是大多数。由此也可见，他手中的底牌并不是什么历史潮流，而是他的信念或希望。榜样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
进入 朱苏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死刑 。人到了一定年龄后，更多是按照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不是看着别人生活的。
法学家可以在其他一些方面指责中国还不民主，但在死刑问题上，中国实践的还真的是民主，立法者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社会中普通人的信念和感受。事实上，没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准备严格按照真理生活的——即使我们到目前知道的最确切的历史潮流或自然法或真理之一是每个人最终都将死去，甚至包括整个人类，我们还是会反抗死亡。
而在这些个案的社会热议后，有关死刑问题的学理讨论基本上没有推进。在这个对话中，诸如人权和普世价值这些词都是唬人的，不可能让人买账。不少法律人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自身法律知识和法治理想的骄傲和道德优越感，听不出，因此也就谈不上尊重，民众常常以激烈语言和情绪表达他们认定的天理。只是，就构建和塑造当代中国社会有关死刑的法律和伦理共识而言，常常不成功。因此接受不接受某个论断都一定是选择性的。而所有这些理由，无论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吃饭也会噎死人，是否人类应废除吃饭？监禁更容易出错，是否就应当废除监禁：还别说监禁错了可以事后补偿，其实失去自由同失去生命一样，在绝对意义上，都无法补偿。有时还进一步撕裂了社会。
不要简单贬斥死刑 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正视死刑，而不能简单贬斥死刑。对死刑，他们好像也给了一些理论分析，其实和普通民众一样，差别只是站在了不同立场上表态。
至于死刑是否会出现问题，其实是需要司法慎重的考量。死刑案件以及由此而来的死刑废立问题是很难让人心平气和地讨论的。
意见双方也缺乏基本的信任，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用自己的坚定信念来裁断对方的立场。面对汹汹民意，面对每个具体个案的事实，法律人得有能力展开体面且有效果的沟通，即使最终没能达成一致。用某些外国废除死刑来做例子，同样没有必然的说服力。而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是可以做到的。
结果是，法学界和法律人的某些言说常常得不到民众的足够信任，令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法律人很郁闷、很委屈。当然也有法律人不急于废除，但不是基于对民众的理解和对死刑的相关利弊的分析，只是出于策略考量，他们只是暂时迁就民众，而这背后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或者说，不平等待人的态度。
法律人都改唱让世界充满爱好了？人类之所以长期使用和保留死刑不可能只是前人错了。但这种情况无论好坏，都是我们面对的真实情况，法学界必须正视，力求以建设性的说理方式，避免以意识形态的表态方式或伪装为科学、技术话语的意识形态方式，讨论这类问题。
其四，选择性引证某些可疑的研究成果，说死刑没有震慑犯罪的效果。其六，死刑可能错杀人，为避免错杀，就应废除死刑等等。
但这种情感并不能独自存在，怜悯的前提是怜悯者自身的绝对安全，居高临下，并且怜悯的对象还一定得是具体的个体。攻守双方基本是各自固守自己的道德直觉和信念。而且，就算极刑不会减少暴力犯罪，从逻辑上看，收监以及其它刑罚也就肯定不会减少，由此而来的结论，是不是就该废除所有的刑罚。什么叫做转型时期，这就是。
别说什么为天下立心，也别想着什么为未来立标杆，从现在开始，首先就得裁断眼前的案件。一旦进入缺乏基本共识，而每个人都有能力判断和表态的领地，就一定会是各说各话，很难交流。
真实世界中，更多的人相信和实践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其五，言之凿凿地断言终身监禁比死刑惩罚更严厉。
这是中国的普通刑法与民事法律实践和中国法律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放任选举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将导致对民主与法治权威性的损害，也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践踏。
